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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影里斩春风

戒贪新片,戒嗔影盲,唯影痴不可戒

 
 
 

日志

 
 

今日的中国为什么拍不好武侠片?  

2009-08-31 20:35: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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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电影是中国特有的片种,尽管与“侠义”类似的观念遍及世界,但作为类型片的武侠电影,却只有在中国才存在。可奇怪的是,进入新世纪,武侠电影在扬威国际之时,我们自己却变得好像不会拍武侠片了。我都已经记不得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武侠片,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武侠电影的核心,是武侠文化。所以谈论武侠电影在中国的前景,首先要谈到的,必然是武侠文化。

武侠这两个字,理解很多,我自己把这些理解归结为一个核心,三个取向。“侠”的核心,应该是为正义出头,至少是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出头。这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事情,之所以人人同意,实在是因为大家心目中的“正义”实在是天差地别,落实在以下三个取向中。分别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天下取向,为弱者出头的“管闲事”取向和为自己出头的“任侠”取向。

第一种观念,金老是始作俑者,大侠之“大”,就应该是胸怀天下和苍生,捐弃小我,不为个人私欲所蒙蔽,为公义而奉献自我。乍听起来,很高尚,可是问题随之而来,那文天祥、史可法、孙中山这类人物,算不算是侠呢?这是史有定论的英雄,至于现在政坛上那些满口谎言的政客,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侠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

这种观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极度张扬了“天下为公”的同时,忽视了个体的视角,在“公”的名义下,个人的私欲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奉公灭私的口号在中国往往成为强权忽悠弱势的法宝,在这种语境下谈“侠”,无疑是个笑话。

天下不是不能谈,不过我认为在侠的心目中,天下如果要以作恶为代价才能夺取的话,那毋宁叫给野心家去播弄也罢。象虬髯公和空空儿那样一击不中,遂逍遥世外的高傲,才是侠的本质。

第三种观念,无非夺宝和复仇两种模式。夺宝不足论,还珠楼主的《蜀山奇侠传》,兜兜转转几百万字,大多数时间都在争夺一件又一件奇兵异宝中渡过,如果不是还涉及正邪斗争的话,一个“侠”字几乎无处落脚。至于复仇,血仇可远可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报一己私仇。这种故事往往痛快淋漓,而且不乏血气的激励。老派武侠小说中多的是这种快意恩仇的故事,就算范围扩大,也逃不过门派仇杀。也难怪,武侠小说虽说被很多人认为是“传统中国”的象征,真正臻于完善并进化为现代俗文学的一支,实在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承担“天下大义”这种主题,显然与近代国族观念的形成有关。在传统中国,能为一家一户出头,已经可算豪勇,能为一村一派出手,已经接近侠的概念了。

这种层次上的侠,有血气,有担当,但是问题在于格局偏小。哪怕路边猪狗,吃痛了也知道反咬一口。贩夫走卒只要稍有血性,面对侵害奋起反击也属正常。虽然总有人在讲,明清以降中国人血性渐趋淡薄,但这种为自己和亲戚熟人复仇的举动,因为离己身太近,很难与争权夺利区别开来,离“侠”的境界显然还有一定差距。例如日本“四十七刺客”的故事,堪称慷慨悲壮,然而替主君复仇仍然是在自己的利益被无理剥夺之后,力度就打了点折扣。维护公理之情可恤,却难逃为私利挥刀的嫌疑。而反观中国“刺马”的故事,就已经很接近“侠”的境界了。张汶祥刺马新贻,格局不出《水浒》“自己家兄弟之外的命都不是命”的窠臼,但本来可以置身事外的张汶祥,甘冒杀身之祸为义兄复仇,已经碰到了“侠”字的下缘。

我认为,位于第一和第三种观念之间的“管闲事”心态,才是真正的“武侠”。“管闲事”者,为不相干的人出头是也。这个人,既不是自己的至亲骨肉,也不是知交好友,只有愿意为了这样一个人遭受不公而出头,才可算是真正的侠义。而这个他人,必须又是有血有肉看得见的,而非模糊不见面孔的“天下苍生”,那是英雄和政客应该操心的范畴。既脱离了私利,又不泯灭个人,在这样的层次上,我觉得“侠”才真正成立。

弄清了侠的内涵,再来看21世纪中国电影的现状,可以说一部合格的“武侠电影”都没有。大陆导演把握不住这个概念,源自我们的集权主义传统,虽然没有成功地在中国延续到21世纪,却成功地在中国导演的脑海中扎下了根。看看张国师的作品就知道,《英雄》是熟口熟面的“天下为公”,侠士变成了奴才。遭到批评之后,手一哆嗦,赶忙跳到了最私人的男女情爱上,侠士变成了为一己情爱挥刀的小男人。拍来拍去拍不好,一怒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封建大家族乱伦戏上,“我花开罢百花杀”!这下你们没话好说了吧?

是没话好说了,因为我们都看穿了,他根本就没打算拍武侠片。

其他的大陆导演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华丽的宫廷布景、袁八爷的武打设计,还是莎士比亚腔的台词,通通无法掩饰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大陆导演压根就不懂武侠!他们的格局跟录像厅的小老板一样:“有女人露大腿,有男人开打就行了呗,你还要看啥?”

在我心目中,新拍的电影里跟武侠沾点边的,只有这么几部:《天地英雄》、《墨攻》、《七剑》、《投名状》。其中《墨攻》过于文人思辩了,为了“非攻”、“兼爱”摩顶放踵的革离固然伟大,但是太拘泥于形而上学,反而牺牲了最亲近和最值得保护的人。他属于我说的那种“为国为民”的侠,虽然很可爱。《投名状》里的庞青云也是一类人,而姜午阳则属于第三类,这两部片子里,都没有我说的那种“侠”存在,不过气味很近似。《天地英雄》和《七剑》算是最正宗的武侠片,可惜不卖座。

其实倒回去数数,中国八十年代还是出过一些武侠片的,现在回头看看,虽说制作比较粗陋,美工比较雷人,但是那股“好管闲事”的气味是蛮正宗的。什么都没变,如今为什么拍不出来了呢,这答案只能到我们的时代背景中去找。

香港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在于六七十年代,正是西方世界狂飙突进的年代,国家、民族、正义等等范畴都得到了大范围的批判和反思,香港那个时候又是经济繁荣、政治动荡与道德焦虑张力最大的时代,武侠世界虽说是个梦幻世界,然而其中探讨的问题却是现实中固有的,在银幕上看见好管闲事的侠士在经济上,可以弥补被剥夺阶层的心理创伤,在政治上可以抵抗权威,在道德上等于给了没有话语权的下层人士一个发泄的渠道。大陆武侠电影繁荣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时间上晚了一些,但是那种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感是一样的。我常说,什么时代拍什么片,只有一个有话要说的时代,才能拍出言之有物的电影来。

那么今日的中国,是否就已经进入了香港和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漫长而乏味的繁荣期,从而不需要武侠了呢?答案恰恰相反,今日的中国,恰恰应该是武侠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一方面有大量的社会矛盾聚集,一方面民众的素养还没有颓废到对历史完全没兴趣的地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今日武侠电影的缺失都是个非常奇怪而且值得惋惜的现象。

个中的原因,我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

第一个谁都想得到,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朝廷,帮我们把所有闲事都管完了,小老百姓安享太平就是,没动到你就别吱声,动到你了……算你倒霉。哪有管闲事的存在的余地啊?别说现实中不许,银幕上也不许!

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了。虽然中国的社会是孕育武侠的沃土,然而中国的电影制作者和电影人口离中国的人口基数太远,搞电影的基本上不下基层,靠着城市人口就可以混个平安自在,看电影的多半集中在都市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的不公没有那么急迫的表达欲望。反而是借武侠这种载体来表达个人困惑和职场经验更多些。毕竟,中国人只有一个江湖,黑白两道恶斗可以是江湖,办公室政治又何尝不是江湖?反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对吧?

展望中国武侠电影的未来,我看到的是一幅犹如《银翼杀手》眼前的黑暗画卷,看不出一点希望。侠士们要么投奔官府,当起了包青天和狄仁杰手下的爪牙,要么嘻嘻哈哈地在武林外传里玩着灵灵狗追影的游戏。那些发如泼墨,剑眉入鬓的“管闲事”的,是一个也见不着了。中国的武侠精神,大概从此要绝迹银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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